由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知名外交政策学者安德鲁·B.肯尼迪所著的新书《全球科技创新与大国博弈》本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该书描绘了近几十年来出现的全球创新图景，强调了全球创新的两个不同方面：人才流动全球化和研发活动全球化，介绍了美国在此过程中所起的引领作用、其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发展，以及中国、美国、印度在拥抱全球创新中的人才政策与布局。

　　中国更积极参与全球创新，印度更依赖侨民　书中分析了美国和中、印两个新兴大国之间人才流动和研发活动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因素，指出国家之间的不信任虽然存在，但并没有阻止它们彼此之间出现显著的新型经济交换形式。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工和学生的数量方面，中国和印度的优势无与伦比，而美国则是最受这些人群欢迎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公司在中国和印度设立研发中心，并在与中国和印度合作伙伴建立研发联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研究了中印两国拥抱全球创新的不同方式后，该书作者指出，中国政府更为积极地参与全球创新，而印度则更加依赖侨民。在一定意义上，创新全球化就是美国与中印两个新兴大国之间进行合作的故事。

　　据统计，2013年，外籍人口在美国计算机和数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口中占50%以上。2015年，在硅谷从事计算机和数学工作的25至44岁员工中，外籍人口占67%。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一流跨国公司在全球多地建立研究中心，海外研发投资越来越普遍。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司在中国和印度投入的研发费用还不足一提，但到了2013年，这两个国家在美国海外研发支出中的占比已接近10%。这一发展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正在被“挖空”；但事实显示，美国的全球创新并没有像人才的跨国流动那样迅速发展。肯尼迪认为，这种渐进性变化反映了全球创新的一些限制因素：跨国公司在本国的嵌入性、跨国公司内部凝聚力的需求、管理全球研发网络的挑战，以及研发所需的当地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保护。

　　影响美国开放领域和开放程度的因素　相比中国和印度已经拥抱了全球创新，美国的政策似乎是矛盾的。政府部门的首选政策经常得不到通过。1998年，克林顿政府对于提高H-1B签证上限并不热衷，但是那年的上限提高了；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对增加技术移民更感兴趣，但他们通过全面立法而为此做出的努力没有成功。最后，尽管奥巴马政府支持反离岸外包立法，但他们的尝试也没有成功。在这本书中，作者创新性地解答了一个难题，即：为什么美国在经济和战略对抗的情况下仍继续与中国和印度在技术创新方面合作。

　　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肯尼迪展示了美国高科技公司和研究型大学如何推动美国开放政策，以及它们如何在技术劳工移民和研发外包等问题上一次次取得胜利。他认为，美国的开放通常反映了美国高科技公司和研究型大学HTC（High-Tech Community）的力量和利益，而开放程度则反映了其他有组织的团体对HTC的抵制程度。书中援引一些学者的观点强调：关键问题是一国的既得利益群体是否会抑制技术变革并扼杀创新，而不是看这些利益群体在人数上是否占多数。